2.4 九一八事變后的局勢和中央紅軍長征的開始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和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

 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據不平等條約駐扎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發動進攻。這就是九一八事變。第二天，日軍占領沈陽。至1932年2月，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淪為日本的占領地。3月，以溥儀為 “執政 ”的日本傀儡政權偽滿洲國在吉林長春成立。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國主義者長期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又是他們為把中國變成其獨占殖民地而采取的嚴重步驟。

 空前的民族災難喚起了空前的民族覺醒。九一八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國內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動，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迅速興起。上海3.5萬名碼頭工人舉行反日大罷工。南京、天津、北平、漢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紛紛請愿、募捐、禁售日貨。青年學生、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和知識界上層分子都發出要求抗日、實行民主的呼聲。

 抗日游擊隊相繼成立，逐漸成為東北主要抗日武裝力量。中國人民在白山黑水間的奮起抵抗，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同時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

 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東北的行動一再妥協退讓。蔣介石在1931年7月間提出 “攘外必先安內 ”的方針。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國民黨政府電告東北軍：“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 ”。這一切，促使日本帝國主義更加無所顧忌地用武力大規模進攻中國。

 在民族危機的嚴重關頭，國民黨陣營出現分化。東北軍將領馬占山、李杜等在東北抗日。1932年 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時，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但在求和的基本方針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簽訂了有損國家主權的《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也遭到國民黨政府破壞和強行解散。

 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和左翼文化運動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日益嚴重。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國民黨統治區的共產黨員仍然堅持斗爭，利用各種陣地開展工作。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隨后中國社會科學家、戲劇家、美術家、教育家聯盟以及電影、音樂小組等左翼文化團體也相繼成立。這支左翼文化新軍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和革命文藝創作等活動，形成了很有聲勢和實力的左翼文化運動。

 在馬克思主義宣傳方面，左翼社會科學工作者翻譯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最早中文全譯本。

 一些共產黨員密切聯系宋慶齡、魯迅等愛國進步人士，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魯迅以大量戰斗性極強的雜文，無情地揭穿地主買辦集團的媚外獨裁的面目、可恥的不抵抗主義、殘酷的文化 “圍剿 ”。毛澤東指出：

“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左翼文化工作者們還努力和中間派合作，共同進行戰斗。魯迅、瞿秋白、茅盾、周揚等人的一些文章，分別在

 《申報》副刊《自由談》、《文學》月刊上發表。茅盾的著名小說《子夜》于1933年1月出版，三個月內重版四次。共產黨員夏衍、陽翰笙、田漢等拍攝了一大批進步影片，在國民黨統治區擁有大量觀眾。左翼文化的這種發展勢頭，連國民黨的輿論也驚呼 “似水銀之瀉地，無孔而不入 ”。

 受抗日救亡強烈氛圍的感染，由聶耳作曲、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一經問世，就迅速傳遍祖國大地，成為時代最強音，對動員人民奮起抗日救亡起了巨大作用。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這首歌蕩氣回腸、刻骨銘心，表達出全民族的滿腔悲憤，點燃了每個中國人強烈的愛國激情，唱出誓死保衛祖國的英雄氣概，成為偉大愛國主義精神的不朽杰作。

 這一時期國民黨統治區的左翼文化運動，鍛煉出一支堅強的革命文化隊伍，在促進抗日救亡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五次反 “圍剿 ”的失敗

 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書記米夫的直接干預下，黨的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缺乏實際斗爭經驗的王明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以王明為代表的 “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的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4年的統治。

 會后，國民黨統治區內黨的工作出現一系列非常情況，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已不到半數，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提議，1931年9月下半月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臨時中央），由博古（秦邦憲）負總的責任。

 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 “圍剿 ”。這時，在教條主義錯誤支配下，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受到指責，他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被錯誤撤銷。周恩來、朱德運用和發展以往反 “圍剿 ”的成功經驗，打破國民黨軍隊的 “圍剿 ”，創造了紅軍戰爭史上大兵團伏擊戰的范例。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 “圍剿”，調集100萬軍隊向各地紅軍進攻，其中 50萬軍隊于9月下旬開始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進攻。

 這時，博古把軍事指揮權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他們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搬用正規的陣地戰經驗，主張 “御敵于國門之外 ”，進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和 “短促突擊 ”的戰術，同裝備優良的敵人打陣地戰、堡壘戰，使紅軍日益陷于被動。

 1934年4月中下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力量進攻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由于戰術策略失誤，經過18天血戰，紅軍遭受重大傷亡，廣昌失守。

 為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壓力，7月上旬，紅七軍團改編為北上抗日先遣隊，開赴閩浙皖贛邊區活動，同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后組成紅十軍團。在國民黨軍隊重兵堵追下，1935年 1月底，紅十軍團遭受嚴重損失。方志敏被俘后，于 8月英勇就義。他在獄中寫下了《可愛的中國》《清貧》等不朽篇章，不僅發出 “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 ”的錚錚誓言，還描繪了他對未來的期盼：“中國一定有個可贊美的光明前途 ”，“生育我們的母親，也會最美麗地裝飾起來，與世界上各位母親平等地攜手了 ”。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1934年9月上旬，國民黨軍隊加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腹地發動進攻，紅軍已無在原地扭轉戰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8.6萬多人，踏上戰略轉移的漫漫征程，開始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

 原來推行 “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人，在實行這次突圍和戰略轉移的時候，又犯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錯誤，并且把戰略轉移變成搬家式的行動，隨軍帶上印刷機器、軍工機器等笨重的器材。全軍 8萬多人在山中羊腸小道上行進，擁擠不堪，常常是一夜只過一個山坳。

 國民黨 “追剿 ”軍達16個師、77個團，布置了四道封鎖線。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湘江時，紅軍在國民黨湘軍和桂軍夾擊下，付出了極大犧牲。當時擔負掩護任務的紅三十四師已不足1000人，成為一支身陷重圍、無法過江的孤軍。面對十幾倍于己的強敵，師長陳樹湘一身是膽、毫無懼色。他率領全師戰士奮力抵抗，用血肉之軀筑起一道 “城墻 ”，與敵人鏖戰四天五夜，為紅軍渡過湘江贏得了寶貴時間。傷重被俘后，敵人將他抬去邀功途中，他醒了過來，自己絞斷腸子，壯烈犧牲。被阻在湘江東岸的紅三十四師、紅三軍團第十八團，最后彈盡糧絕，大部英勇就義。烈士鮮血染紅了湘江，以至當地百姓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渡過湘江后，中央紅軍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

 湘江戰役后，黨內對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一直進行著激烈的爭論。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通過決議，放棄到湘西北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貴州北部進軍。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一個決定黨和紅軍命運的轉折點正在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