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征的勝利       

 遵義會議實現(xiàn)偉大的歷史轉折

 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 “圍剿 ”的總結的決議》，取消長征前成立的 “三人團 ”A。會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區(qū)進軍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后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小組，負責全軍的軍事行動。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這次會議在紅軍第五次反 “圍剿 ”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召開，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確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創(chuàng)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zhàn)略策略。

 中共中央為準備中央紅軍主力戰(zhàn)略轉移，曾在 1934年夏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 “三人團 ”。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根據(jù)實際情況的變化，靈活變換作戰(zhàn)方向，迂回穿插于敵人重兵之間。從 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紅軍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烏江，佯攻貴陽。正在貴陽督戰(zhàn)的蔣介石急調滇軍前來增援。滇軍一被調出，紅軍立刻大踏步奔襲云南，兵鋒直逼昆明。云南當局急調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務。紅軍又突然掉頭向北，于5月上旬渡過金沙江。

 至此，中央紅軍擺脫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境的計劃，取得了戰(zhàn)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這一勝利，是在改換了中央軍事領導之后取得的，充分顯示了毛澤東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

 紅軍北上和三軍大會師

 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繼續(xù)北上。進入大涼山彝族聚居區(qū)時，總參謀長劉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領小葉丹歃血為盟，紅軍順利通過了彝族地區(qū)，趕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順場渡口。安順場一帶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北渡未成而最后覆滅的地方。紅軍一部分由 17勇士領頭，強渡成功。但大部隊仍不可能在這里迅速過河。大部隊乘敵軍沒有來得及破壞大渡河上游的瀘定橋前，以兩天時間趕完 340里行程，直取瀘定橋。以 22名戰(zhàn)士組成的突擊隊冒著敵軍密集火力，攀緣橋上鐵索，沖過瀘定橋，中央紅軍勝利渡過了天險大渡河。

 過河后，中央紅軍又翻越長征途中第一座人跡罕至的大雪山 ——夾金山。這座山位于懋功（今小金）以南，海拔 4000多米，一上一下要走70里路，高山缺氧，許多紅軍戰(zhàn)士犧牲在征途上。

 中央紅軍在懋功地區(qū)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為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向，6月，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會議，決定紅軍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chuàng)建川陜甘革命根據(jù)地。不久，張國燾卻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針，給兩軍會師后的前景蒙上陰影。

 8月初，紅一、紅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兩路軍北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率中央機關和前敵指揮部隨右路軍行動。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率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8月21日，右路軍從毛兒蓋出發(fā)，穿越荒無人煙的大草地，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

 此時，張國燾自恃槍多勢眾，公然向黨爭權，提出種種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軍南下。9月9日，他電令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部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 ”。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后，與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一、紅三軍 A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黨中央多次致電要求張國燾立即率部北上，但張國燾置之不理。

 當時紅一方面軍的第一、三、五、九軍團分別改稱紅一、三、五、三十二軍。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迭部縣俄界（今高吉村）召開擴大會議，通過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并將北上紅軍改稱“陜甘支隊 ”。

 陜甘支隊先頭部隊于 9月17日一舉突破川甘邊界天險臘子口，第二天占領哈達鋪。 

 在這里，毛澤東等從報紙上得知陜北有相當大的一塊根據(jù)地和紅軍活動的情況。恰逢此時，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據(jù)地出發(fā)長征的紅二十五軍到達陜甘根據(jù)地，同當?shù)氐募t二十六、紅二十七軍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并打破了敵人的重兵 “圍剿 ”，為黨中央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安置在西北創(chuàng)造了條件。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羅鎮(zhèn)開會，正式?jīng)Q定前往陜北。不久，陜甘支隊順利越過六盤山主峰，毛澤東作《清平樂 ·六盤山》詞，“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表達了紅軍不可戰(zhàn)勝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10月19日，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至此，中央紅軍主力行程二萬五千里、縱橫11個省的長征勝利結束。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即將勝利結束時，毛澤東寫下了《七律 ·長征》，藝術地、形象地表現(xiàn)了紅軍將士不屈不撓、英勇頑強的氣概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

 陜甘根據(jù)地是土地革命戰(zhàn)爭后期全國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jù)地，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提供了落腳點，為后來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由紅軍改編的八路軍主力奔赴抗日前線提供了出發(fā)點。陜甘支隊到達陜北后，即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紅十五軍團并入紅一方面軍建制。1936年2月至7月，紅一方面軍先后進行東征和西征，將陜甘根據(jù)地擴大為陜甘寧根據(jù)地。

 1935年10月，反對北上、堅持南下的張國燾公然另立 “中央 ”，自任 “主席 ”。黨中央多次致電張國燾，責令他立即撤銷另立的 “中央 ”，停止一切反黨活動。張國燾的反黨分裂行為，在紅四方面軍中也不得人心。再加上重新南下的紅四方面軍部隊，在作戰(zhàn)中減員過半。1936年 6月，張國燾被迫取消另立的 “中央 ”。

 原在湘鄂川黔根據(jù)地由任弼時、賀龍等領導的紅二、紅六軍團，1935年11月從桑植出發(fā)，歷盡艱險，在 1936年7月初同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黨中央指定紅二、紅六軍團同紅三十二軍合編為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

 經(jīng)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力爭，并得到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許多干部、戰(zhàn)士的支持，紅四、紅二方面軍終于共同北上。10月9日，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到達甘肅會寧，同紅一方面軍會合。22日，紅二方面軍指揮部到達甘肅隆德將臺堡（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同紅一方面軍會合。至此，三大主力紅軍勝利會師。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是一次檢驗真理的偉大遠征，是一次喚醒民眾的偉大遠征，是一次開創(chuàng)新局的偉大遠征。長征的勝利，充分表明中國共產(chǎn)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不可戰(zhàn)勝的力量。

 在紅一方面軍二萬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紅軍犧牲。“革命理想高于天 ”。長征路上的苦難、曲折、死亡，檢驗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證明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理想信念是堅不可摧的。英雄的紅軍將士同敵人進行 600余次戰(zhàn)役戰(zhàn)斗，跨越近百條江河，攀越 40余座高山險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 20余座，穿越了被稱為 “死亡陷阱 ”的茫茫草地。在翻越大雪山途中，有個同志穿著單薄的舊衣服被凍死，指揮員讓把軍需處長叫來，想問問他為什么不給這個被凍死的同志發(fā)棉衣，隊伍里的同志含淚告訴他，被凍死的這個同志就是軍需處長。管被裝的寧可自己凍死，也沒有自己先穿暖和一點。正是有了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紅軍才戰(zhàn)勝了空前的困難，用頑強意志征服了人類生存極限，創(chuàng)造了氣吞山河的人間奇跡。

 長征的勝利，極大地促進了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黨進一步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才能把革命事業(yè)引向勝利。這是在血的教訓和斗爭考驗中得出的真理。經(jīng)過長征的千錘百煉，黨在思想上不斷成熟，實現(xiàn)了在追求真理、堅持真理的基礎上全黨的空前團結、紅軍的空前團結。

 紅軍的長征是以我們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結束的，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chǎn)黨性質和宗旨的力量，宣傳了黨的主張，播撒下革命的火種，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紅軍在行軍途中得到了人民群眾的熱情支持。行進到湖南汝城縣沙洲村時，三名女紅軍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臨走時，把自己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給老人留下了。老人說，什么是共產(chǎn)黨？共產(chǎn)黨就是自己有一條被子，也要剪下半條給老百姓的人。“半條被子 ”的故事讓人民群眾認識了共產(chǎn)黨，把黨當成自己人。

 長征的勝利，是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毛澤東曾形象地指出：“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它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派消滅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的圖謀徹底失敗，宣告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肩負著民族希望勝利實現(xiàn)了北上抗日的戰(zhàn)略轉移，實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革命事業(yè)從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中國共產(chǎn)黨為實現(xiàn)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而斗爭的新的偉大進軍。長征后保存下來的紅軍人數(shù)雖然不多，但這是黨極為寶貴的精華，構成以后領導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和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骨干。

 長征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這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yè)必然勝利的精神；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的精神；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長征精神為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1936年10月下旬，為實現(xiàn)打通蘇聯(lián)援助道路的目的，紅四方面軍一部奉中革軍委命令，西渡黃河準備執(zhí)行寧夏戰(zhàn)役計劃。11月11日，渡河部隊根據(jù)中央決定稱西路軍。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將士，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英勇奮戰(zhàn)四個月，殲敵兩萬余人，但終因寡不敵眾，于 1937年 3月慘烈失敗，血沃祁連。西路軍不畏艱險、浴血奮戰(zhàn)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英勇獻身的精神，同長征精神一脈相承，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人紅色基因和中華民族寶貴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南方紅軍游擊戰(zhàn)爭和東北抗日聯(lián)軍的斗爭

 中央紅軍主力撤出根據(jù)地時，黨中央決定成立蘇區(qū)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qū)，以項英為分局書記兼軍區(qū)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同時，成立以陳毅為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

 留在根據(jù)地的紅軍隊伍和游擊隊約1.6萬人，在項英和陳毅的率領下，策應、掩護主力紅軍戰(zhàn)略轉移后，分散突圍，開展游擊戰(zhàn)爭。由于眾寡懸殊，遭受重大損失。蘇區(qū)中央分局繼續(xù)堅持領導和開展了閩贛邊和閩西地區(qū)的游擊戰(zhàn)爭。1935年3月底，項英、陳毅等率領約 300人，到達贛粵邊地區(qū)，以油山為中心，堅持艱苦的游擊戰(zhàn)爭。其間，陳毅曾寫下：“投身革命即為家，血雨腥風應有涯。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這表達了共產(chǎn)黨人面對異常艱難的斗爭形勢矢志不渝、永不言棄的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

 與此同時，在閩北、閩東、閩中、閩粵邊、皖浙贛、浙南、湘南、湘鄂贛、湘贛、鄂豫皖邊、鄂豫邊以及瓊崖等地區(qū)，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也都緊緊依靠群眾，開展了英勇頑強的游擊斗爭。

 在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zhàn)爭中，留下來堅持斗爭的何叔衡、賀昌、毛澤覃、萬永誠、古柏、阮嘯仙等許多干部和戰(zhàn)士英勇犧牲。瞿秋白被俘后，堅貞不屈。他在被押往刑場前慨然絕書：“眼底煙云過盡時，正我逍遙處。”走到羅漢嶺一處草坪，他環(huán)視四周，盤膝坐定，對劊子手說：“此地正好，開槍吧！”年僅36歲的瞿秋白從容就義，表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chǎn)黨在東北三省積極組織并領導抗日武裝斗爭。從1933年9月起，中共滿洲省委把黨領導的各抗日游擊隊相繼改編為東北人民革命軍。1936年2月，東北人民革命軍和黨領導或影響的各抗日游擊隊相繼改編為東北抗日聯(lián)軍。

 東北抗日聯(lián)軍開辟了東南滿、北滿和吉東三大游擊區(qū)。到1937年全民族抗戰(zhàn)爆發(fā)前后，發(fā)展為11個軍，共3萬余人，在南起長白山，北抵小興安嶺，東起烏蘇里江，西至遼河東岸的廣大地區(qū)，開展游擊戰(zhàn)爭，同日、偽軍進行大小幾千次戰(zhàn)斗，粉碎敵人一次又一次 “討伐 ”。他們的英勇斗爭，有力打擊了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統(tǒng)治，牽制了大量日軍，支援和鼓舞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

 在東北抗聯(lián)這支英勇的隊伍里，涌現(xiàn)出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跡。1936年8月，年僅31歲的趙一曼犧牲前，在給兒子的遺書中寫道：“我最親愛的孩子啊！母親不用千言萬語來教育你，就用實行來教育你。在你長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趙一曼 “誓志為人不為家 ”的高尚情操生動詮釋了偉大的東北抗聯(lián)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