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大革命高潮的興起

 黨的三大和國共合作的建立

 中國共產黨人從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失敗的事實中看到，這時的革命力量遠不如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黨認識到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決定采取積極步驟，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

 此時的孫中山因依靠軍閥打軍閥屢遭挫折，陷于苦悶。他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所產生的影響，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一支新興的、生機勃勃的革命力量，愿意與中國共產黨合作。1923年 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作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對國共合作起了推動作用。

 1923年 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 30多人，代表全國 420名黨員。

 黨的三大正確估計了孫中山的革命立場和國民黨進行改組的可能性，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明確規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黨的三大第一次修訂黨的章程，對二大黨章進行了若干修改，首次規定新黨員有候補期，首次規定黨員可以 “自請出黨 ”，即自愿退黨。

 黨的三大選舉產生了中央執行委員會，還組成陳獨秀任委員長的中央局。

 黨的三大后，國共合作步伐大大加快。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動員黨員和革命青年加入國民黨，在全國范圍內積極推進國民革命運動。1923年 10月初，應孫中山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孫中山聘請他擔任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后來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改組很快進入實行階段。

 1924年 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代表 165人中，有共產黨員 20多人。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

 國民黨一大審議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對三民主義作出新解釋，即“新三民主義 ”。在民族主義中突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民權主義中強調民主權利應為 “一般平民所共有 ”，民生主義則以 “平均地權 ”“節制資本 ”為兩大原則。會后不久，孫中山又提出 “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國民黨一大的政治綱領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政治綱領的若干基本原則是一致的，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

 國民黨一大確認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原則。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等 10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的 1/4。會后，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部長林伯渠、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

 國民黨一大事實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革命新局面的形成和黨的四大

 國共合作實現后，以廣州為中心，匯集全國革命力量，很快開創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人運動的恢復和發展。1924年 7月，廣州沙面租界爆發數千工人參加的政治大罷工，抗議英法帝國主義者限制中國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 “新警律”，華人警察也參加罷崗。斗爭持續一個多月，取得勝利。1925年 5月在廣州舉行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

 農民運動也在逐步發展。廣東各縣農民紛紛建立農民協會，組織自衛軍，向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開展斗爭。從 1924年 7月起，在廣州開辦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先后由共產黨人彭湃、毛澤東等主持，培養了一批農民運動骨干。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也得到發展。

 為造就革命武裝的骨干力量，在共產黨人建議下，國民黨一大決定創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中國共產黨從各地選派大批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第一期學生中，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有 56人，占學生總數的 1/10。

 在國共兩黨共同努力下，國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國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廣泛傳播。1924年 10月，直系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首領曹錕、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時控制北京、天津一帶，并把所部改編為國民軍，電請孫中山北上 “共商國是 ”。11月，孫中山離廣州北行，沿途宣傳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各地民眾團體紛紛通電擁護，形成廣泛的政治宣傳運動。

 為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1925年 1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 20人，代表全國 994名黨員。

 黨的四大的重大歷史功績在于，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提出了工農聯盟問題，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規定，指出在 “反對國際帝國主義 ”的同時，既要 “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 ”，還要 “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 ”。這是中國共產黨在總結建黨以來尤其是國共合作一年來實踐經驗基礎上，對中國革命問題認識的重大進展。

 黨的四大還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擴大黨員的數量，鞏固黨的紀律，明確規定以支部作為黨的基本組織。

 黨的四大對黨章進行了修改，對支部建設提出具體要求，規定有三名黨員即可成立黨支部。

 黨的四大選舉產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陳獨秀任總書記的中央局。

 1925年 3月 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孫中山逝世后，原先就堅持反共立場的國民黨右派重新活躍起來，國民黨內部左右兩派進一步分化，國共合作建立的統一戰線面臨更加復雜的局面。這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五卅運動和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

 全國范圍大革命高潮的到來，始于 1925年 5月上海工人反對外國資本家的罷工。

 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共產黨員顧正紅。30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發動下，上海工人和學生舉行街頭宣傳和示威游行，租界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學生、工人等 13人，傷者不計其數。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以后幾天，上海和其他地方又連續發生英、日等國軍警槍殺中國民眾的事件。

 五卅慘案激起全中國人民極大憤怒，多年來深埋在中國人民心里的對帝國主義的怒火一下子噴發出來，形成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的局面。黨中央決定成立上海總工會，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委員會，加強對運動的領導。全國約有 1700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到處響起 “打倒帝國主義 ”“廢除不平等條約 ”的怒吼。以五卅慘案為導火線，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浪潮，以不可遏止的浩大聲勢迅速席卷全國，這就是五卅運動。

 發生在廣州和香港的有 25萬人參加的省港大罷工，是五卅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罷工工人成立由共產黨員蘇兆征任委員長的省港罷工委員會，對香港實行封鎖。大罷工前后堅持 16個月之久，10多萬集中在廣州的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黨在領導五卅運動中得到很大發展，黨員從 1925年初不足 1000人，發展到年底 1萬人，不少沒有黨組織的地方建立了黨組織。為適應大革命高潮到來的新形勢，黨中央及時提出要在極短時間內將黨 “從小團體過渡到集中的群眾政黨”，強調對黨員進行教育和訓練的重要性，在北京建立了一所高級黨校培養干部。

 在蓬勃發展的有利形勢下，國共兩黨合作進行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工作。1925年，經過兩次東征和南征，消滅軍閥陳炯明部和鄧本殷部，平息楊希閔、劉震寰兩部在廣州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北伐戰爭準備了比較可靠的后方基地。

 黨還進行了創建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的嘗試。周恩來和中共廣東區委在孫中山支持下，以部分黨、團員為骨干，把大元帥大本營的鐵甲車隊改組為一支實際受黨指揮的革命武裝。1926年初，建立了由共產黨員葉挺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

 在李大釗等人艱辛開拓下，北方地區的革命運動迅速發展起來。從 1924年初開始，北方工人運動逐漸打破二七慘案后的消沉狀態，得到恢復和發展。北京、青島、唐山等地工人罷工斗爭此起彼伏。1925年 10月，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強調北方地區工作的重要性，決定加強對北方革命的領導。會后，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成立，李大釗任書記。到 1926年 7月，在北京、天津、唐山、太原、北滿等地組建了十多個地委和幾十個特別支部、獨立支部，擁有黨員 2000多人。李大釗和中共北方黨組織還進行了爭取馮玉祥及其國民軍的工作，開展了爭取關稅自主運動等。這些斗爭顯示了北方民眾革命意識的覺醒，打擊了控制北京的段祺瑞反動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