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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盈科呼和浩特律所烏日罕律師表示，現有法律規定沒有直接要求平臺或主播審核相親嘉賓的個人信息，但是國家網信辦發布的《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第七條第一款中含有“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落實主體責任”“健全信息審核”等內容，所以平臺應當對相親嘉賓的個人信息負有審核義務。烏日罕律師表示，相親是以婚戀為目標的，與普通交友直播有本質的不同。如果明確為相親直播間，那么平臺應當承擔對主播的管理責任、對用戶的信息審核責任、風險提示責任、個人信息保護責任、協助維權責任等。

劉佳敏 叢佳鑫 公眾號：半月談

警惕！相親直播暗藏陷阱，良偶未覓反遭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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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罕：從宏觀層面來說，是因為相親的社會需求大，這才有了各大社交平臺對直播相親業務的探索。而網絡相親者的基數大，詐騙和被騙才會高發。

再從參與直播主體而言，男嘉賓、女嘉賓、紅娘主播，互相都是在直播平臺才接觸的陌生人，不像傳統相親能以彼此的社會信用作為背書。

網絡平臺的隱蔽性和虛擬性，加上直播平臺的監管缺位，簡單審核甚至不審核用戶信息，是滋生相親詐騙的基本原因。

當然，這也離不開相親詐騙愈發成熟的技術支撐和產業分工。從事網絡直播運營的推手公司，利用技術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篩選行騙對象、為紅娘主播的設計話術、派人假冒女嘉賓，一起欺騙男嘉賓等等，并以此牟利。

被騙者能夠嘗試在直播間尋找有緣人，說明這類人的人群特性是愿意嘗試新鮮事物的，但往往也意味著警惕性較低。

而意識到被騙后，他們的維權渠道是不暢的。網絡的虛擬性導致客觀證據難以固定，從鎖定詐騙分子到實際追究責任，難度都很大。

烏日罕：回答這個問題前，需要將關鍵詞替換為法律用語，平臺叫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主播叫互聯網直播發布者，相親嘉賓叫用戶。后兩者統稱為互聯網直播服務使用者。

現有法律規定中沒有具體到這一層面，即沒有直接要求平臺或主播審核相親嘉賓的個人信息。但是國家網信辦（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曾在2016年11月04日發布《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其中第七條第一款中含有“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落實主體責任”“健全信息審核”等內容。所以我認為現行法律就已經規定了平臺的審核責任。

再深入一點，設置了專門相親板塊的平臺，或者經營范圍中包括“婚姻介紹服務”的平臺，《互聯網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也有規定，上述第七條第二款中含有“互聯網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建立直播內容審核平臺，根據互聯網直播的內容類別、用戶規模等實施分級分類管理”的內容。

根據這些規定，相親直播間有其特殊性，基礎的身份信息以外，還應當審核其他相親必要的信息。我個人認為應包含婚姻狀況、工作證明、學歷信息等等。但審核哪些內容、如何審核，目前尚未明確。

至于主播的審核責任，確實沒有明文規定。但如果主播宣稱，對相親用戶信息進行了審核把關、保證真實的話，那就需要保證信息的真實性。

紅娘主播提供的是居間介紹服務，直播平臺提供的是技術服務。相較而言，平臺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做基本信息的核實工作。同時平臺也應對紅娘主播做特殊分類管理，起碼做到不虛假宣傳、不欺詐等等。

烏日罕：用戶的主動打賞屬于正常的直播盈利模式。在相親直播間刷禮物，是否涉及誘導消費，誘導消費構不構成侵權或違法，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看誘導的內容是否有虛假、欺騙的成分。

以兩種極端情況舉例：

如果是紅娘主播為男女嘉賓牽線成功后，女嘉賓自身沒有興趣繼續交往，然后拉黑的，男嘉賓很難主張由主播返還禮物，因為主播的居間介紹服務是沒問題的。

如果是紅娘主播和女嘉賓是一伙的，女嘉賓在直播間貌美如花，紅娘主播極力牽線撮合，男嘉賓刷的禮物被二人分成，之后男嘉賓被拉黑，那么在金額足夠的情況下能構成刑事詐騙（以北京為例，詐騙5000元應予立案追訴）。

這兩種極端情況的中間地帶還有很多種具體情況。居間服務的履行內容及情況，女嘉賓信息真實與否、直播內容是否有虛假以及虛假的程度，是判定刑事詐騙、民事欺詐還是正常履約的關鍵，也就直接決定著男嘉賓是否有權追回財產。

另外要注意向誰主張權利的問題。除了刷禮物要聯系方式以外，相親直播間誘導消費的花樣有很多，比如一對多、競爭相親名額，群聊刷禮物配對等等。有些消費誘導是主播設置的。但有些消費誘導是平臺設置的，消費金額不是進了主播的口袋，主播只是賺取提成。主張權利往往可以連帶，最終的責任者則要分情況討論。

烏日罕：網絡相親直播間的亂象是電信網絡亂象的一個特殊側面，短時間內無法根治。但平臺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那就是用戶信息越完善、信用評級越高，微博、支付寶等就是用了這樣的設置。在相親直播間中突出顯示信用評級較高的優質嘉賓。

相親是以婚戀為目標的，與普通交友直播有本質的不同。如果明確為相親直播間，那么平臺就應當承擔對主播的管理責任、對用戶的信息審核責任、風險提示責任、個人信息保護責任、協助維權責任等等。尤其要細化平臺審核責任，以保證信息的真實性。平臺可以設置或制定一些規范和標準，嚴格把關參與相親用戶信息的真實性，并以關鍵詞屏蔽等方式進行監督。針對違反相關規定者，要設置不同程度的處置，比如限流、關停、封禁等。

當前絕大部分直播平臺嚴格把關的往往是涉政、涉毒、涉黃等嚴重違法違規的信息，但用戶權益保護、提升服務質量的動力卻不足。

相關部門的規制應當逐步進行，應當要求平臺設置細化的管理規范、加強市場監督管理、網信監督管理。發展和支持民間維權組織或許是好的嘗試。